越南对新型烟草的“铁腕”监管，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旨在控制未知风险与维护既定利益的防御战。它远非一个简单的公共卫生决策，而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政治体制、经济利益、社会治理能力与全球化浪潮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作者：九叶

来源：烟业智汇

刚刚过去的10月17日，越南财政部副部长在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会议上，建议将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烟草列入禁止投资和经营的行业。这一提议旨在落实2024年通过的国会决议，该决议明确禁止生产、经营、进口、运输和使用电子烟、加热烟草。越南国会经济与财政委员会主任则建议，对仅用于出口、不在越南消费的产品，以及科研、医疗、国防安全等特殊用途，可考虑设立例外。

在全球范围内，电子烟、加热不燃烧制品等新型烟草浪潮席卷之际，有一个国家的态度显得格外决绝与强硬——越南。就在全球许多国家对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HNB）产品展开“减害”与“监管”的复杂博弈时，这个人口近一亿的东南亚国家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全面禁止。

2024年底，越南国会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禁止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生产、进口、销售、运输、储存乃至使用。这一决定，不仅在东盟地区引起震动，也让国际社会为之侧目：一个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靠后、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的发展中“小国”，为何对一种在发达国家被广泛讨论为“潜在减害工具”的新型烟草产品，采取了如此极端严厉的管控？

这种与许多西方国家，甚至与一些周边国家形成的鲜明反差，背后折射出的，并非简单的保守，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公共健康之间进行的复杂权衡与深层考量。

从“禁售”到“禁用”的全面围剿

越南对新型烟草的管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收紧的过程。早在2019年，越南卫生部就已明确将电子烟归类为“烟草制品”，禁止其广告、促销和赞助。2020年，政府发布第117号法令，禁止电子烟的生产、进口和销售，但并未明确禁止个人使用，这导致市场上仍存在大量走私和地下交易。

然而，2024年的最新决议标志着政策的重大升级。根据越南国会通过的《2025-2030年烟草控制国家目标计划》，从2025年起，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产品将被彻底清除出市场。更引人注目的是，该禁令首次将“使用”和“持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

根据越南卫生部正在修订的法规草案：

对于生产、销售、进口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产品者，将依据《刑法》第190条“违反国家关于烟草管理规定罪”被起诉，面临1亿至10亿越南盾（约合4000至4万美元）的罚款，或1至5年的监禁。

对于个人使用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产品者，将被处以警告或100万至200万越南盾（约合40至80美元）的罚款。

这一“连吸都违法”的举措，使其成为全球对电子烟管控最严厉的国家之一。目前，越南已成为继新加坡、泰国之后，东盟地区第三个计划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国家，其监管力度远超许多经济更发达的西方国家。

为何一个发展中小国如此“强硬”？

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越南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这种体制下。面对电子烟这种长期健康影响未知、且可能引发青少年成瘾等社会问题的“新事物”时，决策层的本能反应是采取“预防性原则”——在潜在风险尚未完全明晰前，以最强硬的手段将其拒之门外，被视为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和秩序最直接、最可控的方式。

而保护国家财政与国有经济利益，则是驱动越南政策最现实、最有力的引擎。越南国家烟草公司（Vinataba）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其带来的利润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卷烟的产、销、税链条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是一个稳定且可靠的“现金牛”。

而新型烟草产品，尤其是加热不燃烧制品，主要由菲莫国际、英美烟草等国际巨头主导。一旦开放市场，这些外资品牌将凭借其技术、品牌和营销优势，迅速侵蚀Vinataba的市场份额。这不仅仅是商业竞争，更是对越南国库收入的直接挑战。此外，新型烟草（特别是烟弹）的供应链更易被走私和逃税，监管难度和成本远高于传统卷烟。因此，禁止新型烟草，本质上是保护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从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与安全。

此外，越南是全球传统烟草消费大国，男性吸烟率长期居高不下。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公共卫生代价，在治疗肺癌、心血管疾病等吸烟相关疾病上耗费了巨量医疗资源。越南卫生部门将电子烟视为“特洛伊木马”，尤其担忧其缤纷的口味和时尚的营销会吸引青少年，培养新一代的尼古丁成瘾者，从而在二三十年后重蹈传统烟草的覆辙。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电子烟持谨慎态度的立场，也为越南的强硬政策提供了国际背书。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若纯粹基于公共健康，理应对危害更明确的传统卷烟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但这并未发生。这表明，健康议题在决策天平上至关重要，但在与财政和经济利益权衡时，它更多时候扮演了一个极具道德合法性的“官方理由”。

禁令下的“双面镜”

越南的“铁腕”政策，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带来了其所期望的稳定，也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其显见优势在于，一刀切的禁令为全社会提供了清晰无误的指引，避免了监管灰色地带，简化了初期管理难度。同时，有效防止了新型烟草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通过营销和口味大肆吸引青少年，避免了像某些国家那样出现“青少年 vaping 流行病”。在某种程度上，将未知的健康风险和社会管理风险暂时隔离在国门之外。

然而，其不足与潜在风险正日益凸显。禁令催生了庞大且无法监管的黑市，流通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使用非法添加剂的劣质烟油、缺乏安全标准的电池设备，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直接威胁。政府无法对这些问题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或召回。

庞大的地下交易意味着政府损失了巨额的潜在税收。同时，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与跨境犯罪集团关联，对社会安全构成挑战。越南海关查获的案值动辄数十亿越南盾的走私案件，正是这一风险的明证。

但是，尽管争议存在，部分公共卫生观点认为，对于无法戒烟的成年烟民，转向电子烟可能是一种减害选择。禁令则完全剥夺了消费者的这一选择权。

当全球众多国家正在探索如何有效监管而非简单禁止新型烟草时，越南的绝对禁令使其孤立于这一趋势之外，可能错失通过规范管理来引导产业、获取税收并实施公共健康干预的机会。

发展中国家烟草治理困境

越南的案例之所以引人深思，正在于其强烈的“反差感”。一个在经济上拥抱全球化、积极签署各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新型烟草问题上却展现出如此坚定的“本土主义”立场。

这深刻地揭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治理困境：在拥抱全球技术浪潮与维护内部政治经济稳定之间，如何取舍？

对于越南而言，新型烟草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健康产品，更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经济符号。它关联着国有企业的生命线、政府预算的基石以及社会控制的效能。在这种背景下，采取一种看似“保守”实则“稳妥”的全面禁止策略，是其基于自身国情做出的理性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可能伴随着高昂的代价。

结语

越南对新型烟草的“铁腕”监管，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旨在控制未知风险与维护既定利益的防御战。它远非一个简单的公共卫生决策，而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政治体制、经济利益、社会治理能力与全球化浪潮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道在越南竖起的“禁烟高墙”能否长久屹立，取决于黑市挑战的严峻程度、国际监管共识的演变，以及越南自身在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新平衡点的智慧。无论如何，越南的案例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审视新型烟草监管的独特而深刻的样本。